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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庙会的历史渊源
佳县人民政府
庙会的最初产生是源于古代劳动人民对神灵的信仰。它是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别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空间”形式，生活在自然条件落后的陕北人民，期盼有一种超自然、超社会现实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灾难，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白云山道观的建成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寄托精神的地方。
白云山，原名嵯峨峰，也叫对龙岭，因山上有两条形似蛟龙，首冲黄河、尾插青云的山脉而得名。宋元时，山上即有零星小庙，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终南山道人李玉风云游四方，来到此地，见山奇景秀，便结庐而居，采药治病，疗之即愈。
据《佳州志》记载：时值佳县瘟疫流行，人畜死亡，不计其数，城不开市，夜不行人。李玉风急民之所急，自制草药，广施人畜，针药所至，起死回生，不久疫情扑灭。
李玉风慈悲为怀，普济众生，因其功德深厚，医德高尚，一时间名扬四方，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百姓尊其为“真人”视其为神。
真人兀立山巅，沐浴雄风，纵览四野，见山下黄河奔腾、水流神韵；山上天高云淡，清雅幽静，是个修身炼气，悟道成真、祭神求仙的洞天福地。于是决意于此灵山宝地建庙设教，道化万民。此事传入榆林后，正在家中探亲的宁夏总兵张臣闻之，大喜，并请玉风真人过府谈论道法，对建观一事表示坚决支持。于是，张臣与真人一同前往佳州，和嵯峨峰山主牛登第商讨征地事宜，牛登弟闻之，慷慨捐献是山数百亩农田，任凭真人营造。
庙观建成，玉风真人露坐山顶，见有白云缭绕，遂以白云观为名，牛登弟也因此将嵯峨峰改为白云山。
道观是庙会的载体，道教活动和信士活动是庙会的主要内容。所以庙会的历史渊源也分两部分。
白云山庙会信士活动渊源：
信士是指信仰白云山真武大帝及诸神的人。白云山建观初期，信士主要分布于佳县、神木、山西的兴县、内蒙古的伊金霍洛旗等地。因当时的信士较少，朝山者自由安排，也无信士组织。
清朝初年，由山西的焦家硷和佳县的毛家湾两村的信士把附近的信士们组织起来，在指定的日子里集体朝山，拜谒真武大帝，历史上称为“东朝”和“西朝”，庙会初步形成。两朝山会为避免庙会拥挤，轮流朝山。他们一般是每年一次或二年一次朝山。此后，随着白云山知名度的日益提高，神秘的道教吸引了更多的信士。信士的布局也逐渐扩大到陕西的整个榆林市及延安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部，宁夏回族自区东部等地。
后来又定为以供奉的主神真武祖师的圣诞日三月初三、开光日四月初八和飞升日九月初九为三个庙会日，诸多信士在规定的时间涌上山来，凭道会的力量难以维持，于是就出现了不少朝山会。各个朝山会由德高望众的信士担任会长，逐渐形成了自行管理信士的五大会。
东朝会：信士主要分部于山西兴县、临县一带。
西朝会：信士主要分布于佳县北部、神木、府谷一带。
头会：信士主要分布于绥德、米脂、吴堡、佳县南部等地。
二会：也称米脂会，信士主要分布于米脂、绥德、子州、子长等地。
三会：又称榆林会，信士主要分布于以榆林、神木、府谷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
民国年间，因信士范围的扩大，五大会又分别设立了分会，各自在白云山设立会馆，修有会窑，并派人长住白云山，白云山庙会空前繁荣。后来又成立了由民间自行组织的总会。
文革期间，各会随庙会的解散而解体。
新中国成立后，佳县人民政府为了统一管理白云山道教事务，设立了佳县总会，由总会统一领导庙会工作。
改革开放后，白云山庙会再度恢复并兴起，新庙会除具有历史、宗教、民俗、艺术等传统的内容之外，还增加了新的商贸功能。原服务和设施难以接待四面八方的游客，所以不仅成立了各信士服务点，而且还修建了停车场和现代化的宾馆等设施。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交通的发展，以白云山白云观为依托的旅游业迅猛发展，年客流量达百万之多。仙山引凤，胜景引人，慕名而至的朝山者，或采风寻宝，或休闲度假，各取所需。白云山因神建庙，因庙而观，因艺成景。它以宗教、文化、文物、艺术、旅游等集于一体的特殊身价，招来海内外不同层次、不同爱好、不同兴致的朝山者，更是陕西、山西、内蒙、宁夏等地游客的朝拜胜地和观光热点。
白云山庙会道士活动渊源：
庙观建成初期，白云山并无常住道士，每当有道教活动，玉风真人便向他处邀来道士协助，被邀道士来时自带经卷，活动完毕便携经归去，明万三十六年(1608年)，北京白云观道士张真义、王真寿、景真云、马真供、刘真玄等人持陕西布政使司贴来白云山白云观主持道教事务。他们给白云观带来了道教文化的同时，也将高雅的京师文化、皇家文化带到了白云山。他们亲自给白云山道士讲经说法、传授道教音乐。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宋神宗朱翊钧给白云山白云观亲赐御制《道藏》4726卷，并颁发圣旨一道，使白云山成为受皇家恩赐的上品宫观。“山有经犹水之有龙也，无龙则水不灵，无经则山不名。”白云山因此而声誉鹊起，白云山道教活动也初步走向正规。
白云山道教形成之初，道教活动只限在观内进行，次数也少，科仪也很简单，除庙会其间举行活动外，其它时间道士们大都以种田为主，也有少部分外出云游。康熙年间，道士苗太稔云游江南各地，亲见正一道道士为死者超度法事时，笙管齐奏，经韵悠扬，气氛既庄重又热烈，遂抛开全真道和正一道的门户之见，虚心请教，认真学习，他返回白云山后，将学到的正一道道教科仪和新的音乐演奏技能，传给道士们，并将其溶入白云山道教活动中，他鼓励道士们走出山门，为民间做法事。从此，白云山道教活动从道观扩大到民间，他们上门为死者做超度科仪，还利用农闲时间为附近的村子做醮会。
清嘉庆末年，道士张复礼云游全国名山古观，抄录回大量经卷，更加丰富了白云山的道教经典，清道光年间，牛合有主持道教事务，他在继续弘扬全真道教义的同时，更偏重于道士的自身行为，多以全真道的清规戒律去约束道士们的言行，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道观随之名扬四海，更多的朝山信士慕名而来，白云山道教和庙会被推上了鼎盛时期。
清光绪年间，白云山第十二代道士赵教盛出任道正司，主持白云山道教事务，他偏重于道教音乐的发展，为了适应下层社会的需求，积极改进丰富了白云山的道教音乐，大胆地将陕北民歌和民间曲调等融入白云山道教音乐中，使白云山道教音乐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得必有失，在注重繁荣道教音乐的同时，不自觉地松懈了道士们的自身修养，再加上日益繁忙的道教活动和长时间深入社会各阶层，部分道士染上了嫖娼、吸毒等不良风气，内部也产生了两级分化。民国初年，白云山道士开始皈依正一教，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放弃了道教理论和自身修炼，从此，白云山道教活动和庙会由盛到衰。
民国初年，白云山兴起了混元教，混元教以“白云山道士多娶妻成家违犯道规”为由，在庙会期间将白云山道士逐出山门，白云山道教活动被迫暂时停止。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白云山道士联合当地乡绅，重返白云山，再次开展道教活。
1947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一代伟人借战火之隙，两度登上白云山，适逢一次九月九庙会，主席一行赏古迹、览胜景、走神路、看社戏，尽领北国风光，感悟古观文化，留下了一代伟人与四方群众共度重阳节的佳话。毛泽东还在祖师正殿抽签：日出扶桑，预示着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人神共愿。毛泽东还嘱咐当地县委领导要保护好文物。1957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白云山道观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白云山道教作为“四旧”对象被取缔。庙内神像全部被毁坏，道会解散。道士们被统统赶下山成为任家畔村民，白云山道教活动再度被中断。
198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依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白云山道教才得以恢复，道士们相继上山，成立了白云山道教管理小组，佳县人民政府也设立了专门机构，协助道教的恢复和道观的修复工作。 1987年，道观购回全套新版《道藏》36册，藏经阁楼空数年又得珍宝，实乃山之幸，道教之幸。
1985年，举行了隆重的真武大帝开光庆典，截止1993年，各庙神像全部恢复，道观焕然一新。白云山神秘的宗教活动和雄宏典雅的古建筑群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香客如云而至，朝山祈神的善男信女们总是虔诚而来，满意而去，白云山神通广大、有求必应之类的神奇传说也广流民间，玄妙纷呈。
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白云山庙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道教活动和庙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