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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花袱子印染工艺的历史渊源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
“花袱子”与印花门帘在乡村生活中本是并不贵重的轻小型日用品；即使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前期渭北各县在民间美术普查中征集到实物，仍见有许多年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当年结婚时陪嫁的印花包袱；即是说，渭北乡间以印花包袱作为姑娘出嫁时的家妆，这一风俗至迟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存在了；这种婚俗文化需求是当地“花袱子”生产技艺兴起的推动力量。从实物分析它们形式设计的完美性、工艺技术的成熟性，可以确信，渭北民间这种工艺品类的发生发展，是在更为早远的时代就开始了的。
从全国范围察看，与陕西渭北夹黄河相望的晋西南一带，群众生活中也曾流行类似的印花袱子；与陕西远隔千里的山东鲁西地区，也发现有型制、原理与渭北相类似的花包袱皮印染工艺。以上这些区域都曾是我国北方产棉基地，由此推测这一风俗及生产工艺或许还具有特殊的经济文化史的背景因缘；但至今学术界未曾开展系统研究，尚不能完整地加以揭示。
经多年考察初步认定，韩城市是渭北“花袱子”生产最集中的地方。在1982年调查时，该市老县城街上还存活多家家庭作坊，每逢遇集即在门外设摊；此外还有从各乡镇专程赶来摆摊经营的流动匠人，摊位前颇为热闹。当地老乡们认为年轻人结婚时花袱子、花门帘在女子的陪嫁物中是必不可缺的。这些花袱子、花门帘，一直到60年代那时候，还都是各家趁赶会时由长辈陪着姑娘，拿着自己手纺家织而成的白粗布料，去找作坊或集市摊位，现场定样、当面印制并交货；回到家中，母辈还要在包袱皮四个角缝上色彩艳丽的“浑沌”。到20世纪80年代，乡村家庭手工纺花和家庭织布开始逐渐衰落，所以做包袱皮与门帘用的布匹逐渐改由营业作坊从大纺织厂(那时大荔县许庄就有省办的棉纺识厂)进货，在集市上当面印好作为商品出售。
当地民间历史上最普及的布匹染色技术，首数家织粗布上的手工扎染(渭北盛产植物染料红花，依习俗外婆要为外孙扎染大量红底白花的尿布)。渭北一带旧时还有许多做蓝印花布的染坊，可惜当年没有考察和保存下足够翔实的有关资料；以这些为基础，随着经济贸易发展，技术工艺逐渐复杂化，漏版刷印和多色套版施用在白布袱子上，实现了民间织物印染工艺的一大进步。据老师傅口述，“文革”以前印花袱子在渭北乡村应用十分广泛，不过从前袱子的规格较小、花子也较小、花样较简单，但是像“鱼戏莲”、“凤凰戏牡丹”、“鸳鸯戏水”等却是至今盛行的永恒主题。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因应社会意识形态的波动，都出现过一些“与时俱进”的新题材、新花色。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是渭北花袱子当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此期韩城市一些印花袱子作坊曾常年接待从本省的合阳、大荔、临潼等地，甚至还有从山西省的河津，临汾等地来的商贩，他们定期购进花袱子制成品，运到各地销售，很受老百姓欢迎。因此有些家庭作坊那时每年要雇两个帮工才能完成订货。
自90年代末以后，花袱子手工印染生意在渭北开始逐渐减少：进入21世纪以来，可以说已濒临凋敞的危境。韩城市一些经营历史长、技术水平很高的老家庭作坊如今处于停业、半停业状态。还有许多老艺人已黯然去世，而他们的传承人也很少再做印染，当年的繁盛景象如今因各种原因而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