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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伸:缅怀忠实兄

2016-05-06 莫伸

   尽管思想上早有准备,但是猝然得知忠实兄的离世,还是愕然,还是震惊。
   愕然和震惊之余,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久久地无语!
   在陕西文学界,我和忠实兄算是走得比较近的同辈作家之一。究其原因,一是新时期文学发韧,我们是同时起步的,这就天然地存在着走近的机缘。二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基本一致,性格上比较投缘。除此而外,我们共同的工作是写作,也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这就无形中创造出许多接触的机会。记得前几年一次春节聚会,人很多,忠实兄上台讲话。提到了诗人子页和我。他和子页30多年前在榆林开会时曾经摔过跤,掰过腕子,还亦庄亦谐地拜过把子。那天他夸奖子页年轻时潇洒英俊,让他非常羡慕。提到我时也有褒奖。但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么多年来,莫伸一直把我叫忠实兄。我比他大几岁,他这么叫我亲切,也合适。”
所以,我还是以兄相称。
   和忠实兄交往约四十年,想写和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但许多话需要沉淀后慢慢说,我还是从距离最近的、他患病这一段说起。
   在此之前,至少近二十年了,我们——这包括忠实、子页、商子雍、商子秦、朱文杰、冷梦、陈若星,年轻的张金菊、张艳茜以及其他行业的一些说得来的朋友们,每年总要在一起吃吃饭,见见面。一般聚会是由我出面召集,聚会的次数依时间、人员和具体情况而定。但是2015年,是我和忠实兄四十年交往中见面最少的一年。
   大约是2015年元霄节过后,张金菊依照约定俗成的惯例打电话给我,说春节过了,大家是不是应当在一起聚聚了?我说好呀。别人估计没问题,忠实兄的时间比较紧,你先联系和确定他的时间。过了一会儿,金菊又打来电话,说陈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不能参加了。我问是怎么回事?金菊说详情她也不清楚。陈老师只是说他口腔出了些毛病,像是有溃疡什么的。
   那时,说过也就带过,没有往心上放,只以为是普通的小病。
   记得当时金菊转告忠实兄的回话是:过一阵吧,等我身体好些了咱再聚。
   不料这一等,从此再没有了机会。
   这期间,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他的病情,还先后麻烦了他几次。比如请他为朋友的作品写几句话,比如请他为朋友写字题词,而且从来都是电话中说事。真正去取稿取物,都是请学生代劳。有一回,我的学生齐安瑾和韩红艳又去找他取签名(她们多次去过忠实兄在石油大学的工作室,也多次讲到过忠实兄在那里的工作情况和工作环境),回来后告诉我,由于大门紧锁,所以忠实兄是从楼上把钥匙扔下来,让她们自己开门上楼去的。今天回想起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的他事实上已经患病了啊!
   真正知道忠实兄患的是重病,是去年下半年,是张艳茜告诉我的。张艳茜说陈忠实的病不是口腔溃疡,而是癌症。我大吃一惊,当晚就给省作协杨毅打电话询问。杨毅是作协机关的干部,也始终默默地兼任着忠实兄的“秘书”和“司机”,他对忠实兄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
   杨毅告诉我了忠实兄的具体病情,说他患的是舌癌。目前病情不太好,正在化疗。
   我问杨毅:他现在说话怎么样?
   回答:还可以。就是人瘦得很,体力不行。
   我问杨毅:这两天我去看看他,你觉得怎么样?
   杨毅犹豫了一下,说:最好再过一段,等化疗这段时间过去。老陈这一段时间心情不好,不想人去看他。
   我默然。也理解一个人这时候的心境。
   再下来,我把忠实兄患病的情况告诉了好朋友王海江。王海江是原陕西省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也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心地善良的作家。201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漩水湾》,小说封底印着唯一的一段推荐语,就是忠实兄写的。王海江和他的夫人都是“文革”前医学院的大学生,又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赴美国留学的医学人材,得知陈忠实患了这样的重病,他很吃惊也很沉重,当晚反复思索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有位同学,是当年哈佛医学院毕业的,也是西北地区治疗这方面疾病的权威。他问我需要不需要把忠实兄的病情告诉他这位同学,必要时请他帮助做些判断,出些主意。
   我说好吧,我可以转告。
   放下电话,我却没有转告。忠实兄得了重病,大家都为他担心,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具体到怎么治疗,这却不是个简单事。他的夫人,他的儿女肯定会比别人更多地了解病情,也一定比别人思考得更扎实更周密。就一般而言,我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去干扰。
但是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
   翻来覆去地滚沸了几天,我还是给杨毅打了电话。
   之所以下决心给杨毅打电话,是因为我对海江兄长的为人非常敬重,对他的话非常信服。此前我的另一位朋友——人民日报原驻陕西记者站站长孟西安患病住在四医大。海江兄长和孟西安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多次探望,在详细了解了孟西安的病情后,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很坦率地告诉孟西安夫人,病发现得迟了,已经无法医治,请务必做好善后的准备。就一般而言,这样一种直言相告不难做到,难做到的是其后:孟西安身边的一些朋友出于好意,纷纷献策,甚至要花许多钱去请所谓的“神医”,在这个关键时刻,王海江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不可取!不赞成!王海江认为:这既无助于孟西安病情的治疗,又可能上当受骗,使家庭和病人反受折损。那天他亮明自己的态度时,我就在身边,目睹着他力排众议的行为。坦率地说,这种对人对事之坦荡、之真诚、之负责、之科学的态度,是生活中少见的。
   我给杨毅打去电话,将王海江的意思告诉了他,同时请他选个适当的时机,不仅征求忠实兄本人的意见,也征求忠实兄家属的意见,是否需要?
   杨毅说:放心。我会的。
   接下来,日子缓缓地却又是匆匆地流逝。转瞬就进入了2016年。此间我和妻子去广州带外孙。春节前夕,突然杨毅打来电话,说忠实的病情还是不好。经过全家人商量,准备咨询一下王海江和他的专家朋友,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
   我当即给王海江打去电话。
   电话打去,很快就有了回音。两天后的晚上,王海江给我打来电话。电话中他口气凝重,说:“莫伸,我把情况告诉你,你听了不要沉重,有些事情不是人力所能挽回和改变的……”
那天晚上,我们足足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海江兄长详细地告诉我了有关忠实兄的一切,并且告诉我两点结论:
   一,四医大诊治的方案完全正确,无可挑剔。
   二,这个病预后不良,请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告诉家属,尽量满足忠实兄的需要,让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尽可能地减少痛苦。
   此前,尽管多少知道忠实兄患的是癌症,但内心里总是还抱有一丝飘渺的幻想,期望着在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和权威专家的治疗下,能够出现奇迹。
   但是海江兄长的话使我明白了,这是不能够的。
   那天晚上,我吃了两片安定入睡。
   这之后,春节来临。
   大年三十晚上,问候祝福的微信和短信不断。我一边看着央视的春晚节目,一边应酬不及。直到凌晨一点多才休息。第二天全家人在一起欢欢乐乐地过节。完全是鬼使神差,我突然想到,应当给忠实兄发个短信。
   说起来难以置信,我和忠实兄交往这么多年,也经常发短信,但是过年过节却从来不发。再就是只有我发短信,他从来不发。原因在于他不会发。据我和他的接触,忠实兄的手机总共只有三项使用功能。一是打电话,二是接电话,三是看短信。我曾经给别人讲过他使用手机的一个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莫伸,你把张金菊的电话给我说一下。我这咋没有了她的电话。”
   我还没回话,他又说,“你先别急,让我去拿笔记一下。”
   我哭笑不得,说:“不用记。我马上给金菊打电话,让她给你去个电话。你存一下就行了。”
   他回答:“你还是让我拿笔记,我不会存。”
   忠实兄虽然不会发短信。但是却特别看重短信的功能。原因是短信能够帮助他记事。比如下周我们约定要做什么事情,他一定会说:莫伸你给我发个短信,让我记住。也因此,我给他发过许多短信。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正过年过节,我却从来没有给他发过任何一封短信。短信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礼貌,我自己的理解是:任何事都要适度适宜,对社会交往和社会应酬很多的人来说,不必要麻烦自己也干扰别人。
   但是2016年的开年第一天,我却总觉得胸里堵着件事,总觉得心里不安宁。于是给他发了一封短信。这是我们交往四十年来,我第一次给他发的问候和祝福。这封短信至今保存在我的手机里,内容是:忠实兄,今天是2016新春第一天,我在遥远的广州为你祈福!衷心祝福你诸事顺遂,健康平安!莫伸
   说得很含蓄,很节制。
   当天晚上,我正陪着小外孙看电视,突然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陈忠实。
   我急忙接起,话筒里他的声音稍有艰困,但仍属正常。
   他说:莫伸,你是在广州过年?
   我说是的。
   他说:你的短信收到了。咱互相拜个年。你在那边还好吧?
   我说很好。忠实兄你最近感觉怎么样?
   他说:还可以。就是还在治病。嘴里难受得很。
   我心里有些酸楚,想问他吃饭如何?嘴里痛不痛?眼下能不能自由行动?等等等等,是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停顿了一下,我主动说:“忠实兄,我祝你一切都好。你要应酬的电话很多,咱们不多说了。挂电话吧。”
   他说:“好。莫伸我也祝你一切都好。”
   这是我们最后的交谈,也是我们各自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月后,我回到西安,想抽时间去看他,于是给杨毅打去电话。问忠实病情如何。杨毅说:不好。他现在还是化疗。化疗一阵,恢复一下身体。再继续化疗。
   我问杨毅:其他方面呢?
   他说:也不太好。最近他说话特别吃力,连我有时候都听不太懂了。有时候他说话我不明白,他还着急。脾气也变得比较燥。
   我问杨毅:这时候去看他,你觉得咋样?
   杨毅没有吭声,片刻,口气很为难:好像不合适。他现在瘦得很,没力气,也不想见人。
   我没有再说话,放弃了去看他的想法,心里隐隐地期望着还有一次机会;又隐隐地感到恐怕再不会有机会。一股说不出来的情绪笼罩着我,放下电话,足足有十几分钟,我呆坐不动,觉得心里很堵,很乱,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时间在继续往前走,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忙于开会,忙于写作,忙于帮朋友看稿,紧接着又和作家子页、和谷、丁晨以及老朋友石玉国等人一道去了台湾。4月23日晚上从台湾回到家,趁着记忆犹在,抓紧整理资料。资料尚未整理完,又接到老朋友、宝鸡市作协主席景斌的电话,说他们出版的大型丛书《宝鸡文学60年》已经出版,定于29日上午开会,希望我能参加。于是28日晚上乘高铁匆匆赶往宝鸡。进到酒店已经是半夜11点了,景斌、渭水、广汉几位老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说话。仿佛冥冥之中互有默契,说话的主题竟不约而同地指向忠实兄的病情。
   第二天早上即将开会,景斌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先下楼去安排各项事务,我和徐岳、冯积岐在六楼的屋子里说话。突然手机就响了,是景斌来的。我急忙接通,景斌的口气一听就不对:“有个不幸消息,陈老师可能不在了。”
   我吓了一跳,急忙问消息可靠不可靠?
   回答:应当是可靠的。
   我说:你稍等。
   挂掉手机,我当即给杨毅打去电话。电话只响了第二声就被接起。我还没有开口问,就听见杨毅在哭。
   杨毅说:老陈走了。
   我问:什么时候的事情?
   杨毅说:刚才。七点半。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说什么也显得多余。杨毅还是在哭,说:老陈现在还在床上。
   老陈走了,生活还在继续,《宝鸡文学60年》大型丛书发布会也按原定时间开始,景斌走上台主持,第一件事是向大家宣告了这个消息,是哭着宣告的。他提议:会议议程改一下。第一项,全体起立,为陈忠实的逝世默哀。
   大家全站起来,低下了头。
   宽阔的大厅里,黑压压地站起来一片人。那一霎间,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么多人,在百公里外,没有任何人号召,没有任何人组织,完全是自发地为忠实兄的去世而悲痛,而哭泣,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忠实兄作品的魅力!更说明了忠实兄做人的魅力!
   忠实兄,你走了,走得安详而平静,却让我好凄凉,好孤独,好寂戚!
 
                                               莫伸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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