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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报:那个背着黑色皮包的老人走了

2016-05-06 红孩 中国文化报
   西安的古老建筑很多,出名的也多。生长在西安和到过西安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兵马俑、钟楼和大雁塔。当然,还有碑林、华清池、楼观台等。说来惭愧,对于当了十几年西安女婿的我,这些年并没为西安写下更多的文字。印象中,写过周至的财神庙,也写过城郊的寒窑,再有就是写过华清池的实景剧《长恨歌》。


  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代都有传奇人物出现。在现当代作家中,有相当多的作家是从延安走向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有几个在全国赫赫有名的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新时期以来,陕西又出现了几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前些年,文坛曾有人把某个地域作家群落称为“三驾马车”“三棵树”“八骏”等,陕西没赶这个时髦,他们这些作家像自耕农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深深地挖井,不断地结出丰硕的果实。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很迅猛,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很多,就长篇小说而言,恐怕没有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影响更大的了。或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陕西作家不比大都市里的先锋们玩技巧、玩主义,而是自觉地向柳青学习,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陕西的文化厚重,黄土高坡有无尽的文学资源,一位上海作家曾说,陕西的作家题材厚重,随便抓一把黄土,就能把上海一百来年的历史给淹没了。话是这么说,陕西作家可一直不这么看,他们来到大城市,常慌张、惶恐,不知所措,以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贾平凹曾不无自嘲地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咱不是普通人,所以咱不讲普通话。


  路遥成名早,先是以小说《人生》,接着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高加林和巧珍几乎成了一代人的缩影。至于《平凡的世界》,在电台播出时,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他一九九二年去世,那一年我刚从农场调到城里,没有机缘见到他。不过我从陕西籍的作家朋友王巨才、阎纲、周明、白描、李炳银、张艳茜等人的口中,经常听到有关路遥的故事。去年,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热播,我和编剧葛水平专门去了趟西安做了专题报告。


  我对贾平凹的认识始于他的小说商州纪事系列《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和《腊月·正月》,后来就是争议巨大的《废都》。我跟贾平凹真正的相识是二○○一年,那次是出席第六届作代会,在京丰宾馆,我参加了陕西代表团的小组讨论。那天,不仅见到贾平凹,还有陈忠实。他们都说一口不甚清晰的陕西话,让我听得头大。二○○六年,我在西安出席一个散文基地挂牌活动,我在致辞中提到了“从我到我们”的散文理论,引起了贾平凹的赞许。在来年的《小说选刊》上,他用“小说从我到我们”给一个业余作者写了一封信,我看到后,感觉很有成就感。再以后,我就与贾平凹保持着断断续续的关系,他有一些活动也常邀我回西安助兴。


  陈忠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一个平民作家。我与他相识有十多年了,而真正走近他是在二○○八年的六月二十九日。那天,我和王蒙先生应陕西省旅游局的邀请,到西安华清池观看新出品的实景剧《长恨歌》。中午饭后,我和王蒙先生在聊天中,问他到西安想见哪个朋友,王蒙先生说,熟人很多,就见忠实一个人吧。于是,省文联的和谷打电话给忠实老师。忠实老师听说王蒙先生到西安了,很兴奋,说晚上一定来看望,请我们吃臊子面。这天天气很热,下午四点多钟站在外面依然会出汗。大约四点半,忠实老师坐着一辆出租车来了,他走下车来,高高大大的,穿着黑灰色衬衫,背着黑色的皮包,头发往后背着,眼睛炯炯有神,我陪他去王蒙先生休息的房间。


  在房间里,忠实老师与王蒙先生老朋友相见,异常高兴,互相通报着各自的情况。聊到兴处,两人哈哈大笑。王蒙先生并不忌讳忠实老师抽雪茄烟,说你想抽就抽吧。我看着忠实老师抽雪茄烟很享受的样子,不失时机地给他和王蒙先生照了几张照片。快六点时,我们几个人一起走出房间,到宾馆外的草坪散步,忠实老师还是手里紧捏着那圆咕隆咚黑色的雪茄烟。我对忠实老师说,您一直抽这种烟吗?他说,这种烟有劲儿,抽别的烟不过瘾。看着忠实老师铜墙铁壁的身躯,我当时心想,为写出《白鹿原》,他不知道要抽多少根雪茄烟?


  晚饭间,忠实老师一一与我们碰杯敬酒,以他那样的年龄、资历,他每次和我碰杯,都会站起身来,嘴里还叫着红孩老师,我感到受宠若惊,无地自容。因为我也姓陈,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呢,所以,我一个劲儿地说,您是我的长辈,您就叫我红孩。话是这么说,可过后他还是这样称呼。


  由于忠实老师已经几次看过实景剧《长恨歌》,晚饭后他就回去了。这次,是旅游局安排车送他回家的。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打出租车呢?以他的正厅级,完全可以让作协机关给派车啊!我让和谷给我解释。和谷说,忠实老师为人特别好,从来不愿麻烦人,他要请客吃饭,谁要替他付账,他都会几天忐忑不安的。


  陈忠实的为人厚朴,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


  这几年,陈忠实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报》副刊上,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也有朋友们写他的文章。我最为感动的是,他给年轻人写字作序、题写书名,很少有要钱的。除非你非要给。不像有的名人,把自己的名字看得很重,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掉进钱眼里。


  我最后一次见到忠实老师是二○一四年七月,我和周明、何西来等人到西安出席纪念教育家丁祖诒教授逝世三周年研讨会。晚间时分,在喜来登饭店我看到忠实老师一路走来,他依然背着他那个黑色的皮包,只是个头比先前要矮了许多。我向他问好,问他去看谁?他说去看何西来,听说西来得了癌症。我告诉他何老师身体状况还好。


  我没想到,二○一四年十二月,何西来先生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能想到,忠实老师和西来老师的友谊有多重!


  二○一五年三月,我从西安朋友处得知,忠实老师得了舌癌,很是为他担心。在以后的日子,不论是西安来人,还是我到西安,我们都在关注着他的病情。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有些障碍,也很为他高兴。在我和忠实老师的联系中,我发现他不会发短信,更不会发微信,每次我给他发信息,他都会把电话打过来。在他生病以后,我再给他发信息问候,在文字最后一般都要加上“免复”二字,生怕打扰他。


  四月三十日,听到忠实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和周明等陕西的作家朋友都感到很震惊。以至在很长的时间,大家都回不过神来。而我的眼前,则不断地闪现着忠实老师背着黑色的皮包、手里捏着雪茄烟,向你大步走来的样子!


  由于是西安女婿,陕西的文友一直把我算入陕军的一员。也有人问我,你对陕西作家那么熟悉,你怎样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我说,我把路遥看作是兵马俑,陈忠实是钟楼,贾平凹是大雁塔。如今,路遥已经离开多年了,但他依然像兵马俑一样在人们心里矗立着!现在,陈忠实也走了,我感到西安的钟楼仿佛塌了。好在,《白鹿原》永远在,这个世界有了永远在的东西,就什么都可以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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